看完案件新聞稿，有些話我實在不吐不快。
依據新北地院針對109年重訴字第10號案件所發的新聞稿，有關某吳姓女士涉嫌對分別為六歲、七歲之二子犯下殺人罪既遂一案，遭法院判處死刑，褫奪公權終身。
新聞稿本身摘錄的量刑理由，雖然乍看之下振振有詞，但細觀則無論認事用法，恐怕已經不是沒有問題：
1. 證據或有調查未盡之違背法令：法院在上開事實摘要所揭露的證據提示內容之中，明白寫到「壬康精神科診所藥袋暨袋內藥物照片5 張、藥品明細收據2 張」。如若這些資料與被告有關，那麼，被告是否罹患有包括精神病性症狀（psychotic symptoms；如思覺失調或妄想）或者官能性症狀（neurotic symptoms）如重度憂鬱症、雙極情感疾患（俗稱躁鬱症）等？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二項但書，即有為被告利益職權調查，或依法主動送請司法精神/心理鑑定之必要。並就此在調查後，針對被告行為時之狀態，同時依據刑法第十九條以及五十七條等，分別進行刑事責任能力以及量刑因子盤點等二層次之審酌。設若果然經送請適格鑑定人鑑定，也得出被告罹患憂鬱症狀之結論，何以論罪量刑全未酌量相關證據？
2. 有意曲解或無知誤解兒童權利保護公約作為判決死刑之背書者，謬之大矣：法官有知法義務，已經毋庸再論。兒童權利公約（CRC）透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的內國法化程序，對我國發生拘束力（兒施2），且其拘束對象乃我國政府與各級行政機關（兒施4~9）必須據此建構制度性保障（institutional guarantee）之義務（亦即台灣政府在此法規範下有建構兒施第一條所揭櫫「健全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，落實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」之國度與制度義務）。換句話說，無論是兒童權利公約在國際上的國家實踐（state practice；國際習慣法之基礎，也是國際條約法解釋的最直接證據之一）或者施行法與公約內文在我國的法律文義、體系與目的解釋相結合，都不可能得出「因為有兒童權利公約存在所以要判死刑」的結論（廖福特與黃昭元二位老師同此見解）。
3. 無心理學或精神醫學專業亦無證據，竟越俎代庖認定被告「有反社會人格」：法院於量刑理由中稱被告之陳述（另詳後）「顯然正當化其恣意勒斃陳○希、陳○廷之犯行，未見渠行為後所造成被害人陳○希、陳○廷生命之殞逝及被害人家屬之傷痛有何反省之意，且對於渠本身人格、心理上之重大缺失及泯滅人性之反社會人格，均未見有所深切檢討，尚難認被告有何已有悛悔之實據，尤其在被告未能徹底悔悟面對己非之前，足見對於被告之教化顯非易事。」顯然是因為幫被告貼上反社會人格的標籤，便於製造恐慌仇恨情緒，也更容易在輿論風潮不解司法精神醫學與心理學的狀態下，將「非我族類」者認定為可判死刑之客體。問題是：有什麼證據指出被告確實罹患反社會人格疾患（antisocial personallity disorder）?
法官就此節涉及精神醫學與司法心理學之認定判斷，既無專業訓練在前，又無醫學或科學證據在後，究竟如何做出這種荒唐的判斷？還是法官說反社會就反社會？
另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是：就算罹患反社會人格疾患，憑什麼就可以作為判處死刑的理由？
4. 無證據認定被告有再犯風險，法院竟仍為被告不利之認定：法院的量刑理由又稱「倘被告不與社會永久隔離，則日後重返社會，恐再度僅因細故或自身情緒管理不佳而產生壓力，即以相同手段侵害他人（特別是弱小的幼童）生命權或其他侵害之可能性極高，是如僅量處被告無期徒刑，顯然輕縱」，顯然是以被告再犯風險極高作為另一項判處死刑之理由。但再犯風險之判斷（risk of reoffense; recidivism）乃是司法心理學上極為重要之議題，非經訓練有素之司法心理學家操作具備信效度之衡鑑工具（包括精算量化與質性工具綜合判斷），難以得出結論。
本案既未見有心理學家就此從事鑑定判斷，則法官認定被告再犯可能極高之證據，自何而來？
上述四點，不過寥舉數端以對。實際上此一判決單就新聞稿觀之，還有曲解被告陳述意旨（亦即最高法院本於刑法第五十七條所要求之量刑盤點判斷）；漏未調查早從1970年代以來的司法精神醫學與司法心理學研究文獻均一致指出（例如：Rasnick, 1970; Korbin, 1987; Finkelhor, 1997; Laporte et al., 2003）之：母弒子（maternal filicide）事件的犯罪架構，與母親本身是否罹患憂鬱症（包含重鬱與躁鬱），母親的社經地位，支援系統等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性（被告犯後疑似自裁也與此有極深關聯）等問題。
吃人的社會，母職難為。何況社經地位與支持系統不佳，尚可能有精神症狀之母親，獨力育養二子處處碰壁、支撐七年，豈在易處？那依照民粹刑法論，前夫與家屬拒絕撫養支援，是否同坐，一起判死？（當這些人其實可能也是加害者，更要向什麼被害人家屬道歉悔過？）其左鄰右舍見死不救，是否應判無期？新北市社會局未能及時伸出援手，致令二童謝世，又該當何罪？
那麼，誰無罪？全都殺了，可好？
犯行殺子若經證據證明為真，其罪當罰自無疑問；但：這麼多證據應調查未調查；這麼多法律應該深入理解而未理解；這麼多應該深入考慮的脈絡未考慮；
驟下斬斷脈絡的死刑判斷，這個判決，究竟想討好誰？究竟，修正了什麼？審判了誰？
（最後，落筆至此，我還需要講一句討人厭的良心話：如果你跟我說你能理解這個案件可悲可憐的脈絡，但完全不知道李宏基的父職困境與家事程序遭到濫用的問題，那你的理解，是假的。）
文章摘自作者臉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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