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告是否具備足以面對刑事審判（可能剝奪其自由甚至生命的司法程序）的基本心智能力？向來在台灣司法界是一個不太受到重視的議題。
至今我認為累次的刑事訴訟修法，在有關精神障礙者的權益保障方面，幾乎可以說是明顯違背憲法誡命與CRPD的不作為。就審能力判準的欠缺，以及相關證據調查的輕忽（基本上多半由法院未經鑑定自認為不必要者居多），這大概就會是最直接的一個例子。
以下謹舉前陣子自譯的Bartol 與Bartol所著司法心理學（Forensic Psychology）當中一小段內容，以對照台灣本土覺察之不足：
<就審能力的法律基準 Legal Standard for Competency>
聯邦最高法院在1960年的Dusky訴United States（Dusky v. United States, 1960）一案中，提出了就審能力的基準；此後此一基準就受到全美絕大多數州的採用。加拿大和英國的法院體系，根據其國內案例資料顯示，也採取與上述Dusky案相類的基準（Ramos- Gonzalez, Weiss, Schweizer, & Rosinski, 2016）。最高法院在Dusky一案中認為，如果被告具備了「充足而明顯的能力與其律師進行諮詢，伴隨合理程度的理性了解…且對訴訟程序同時在理性與事實面都能理解」（sufficient present ability to consult with [their] lawyer with reasonable degrees of rational understanding . . . and a rational as well as a fact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edings），那麼可以判斷被告具備就審能力（p. 402）。這裏所謂的「能力」，不僅要求被告必須要能理解審判時正在發生的狀況，同時也要求被告必須要能夠協助其律師進行案件辯護的準備，才算達標。是以，此一基準也以「Dusky雙重條件基準」（two-pronged Dusky standard）的名義，而廣為人知（。不過，有許多學者指出：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所建構的標準，沒有充分重視在特定案件中所需的能力水準（參見如Brakel, 2003; Roesch, Zapf, Golding, & Skeem, 1999）。舉例來說，以同一被告而言，如果是被控在雜貨零售店內竊盜這類相對直截了當的案件，可能被認定具備就審能力；但同樣的狀況如果今天是被控過失致死（manslaughter）並預期會因而經歷一場漫長審判的話，就未必符合就審能力基準。因此，臨床心理與精神衛生工作者在針對被告的就審能力進行鑑定評估時，不僅要審慎考量該案被告整體理解被控罪名，以及其協助其辯護律師進行案件的能力，也必須要把特定案件的複雜程度納入考慮。（有關Dusky和其他與就審能力相關的案例清單，請參閱表 5.1）。
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透過判決（Godinez v Moran, 1993）進一步確立：Dusky基準在其他與審判訴訟能力相關的能力門檻判斷時，同樣有其適用；諸如被告是否具備放棄其米蘭達權利（譯註：亦即接受罪名告知，具備緘默權，並有受律師協助權等權利告知之憲法上防禦權），提出認罪答辯，或者自行與檢方進行認罪協商交易等能力。同樣的，對於最高法院此一見解，有些心理精神衛生專業從業人員還是認為這種「不分狀況」的一刀切判斷基準（one-size-fits-all approach），顯然頗多不足與需要改進之處。這些學者強烈主張：單以提出認罪答辯而言，就應該因為認罪答辯所涉及的嚴重後果，而採取極度審慎的檢視標準。被告因為提出認罪的答辯，因而同時放棄的一系列憲法上基本權保障，事實上是需要有相當程度的決策能力（decisional competence）才能做到的；但許多被告實際上並沒有這樣的能力。
文章摘自作者臉書
Comments